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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無力的體制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Ryan Fung

◎ 王士誠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在於教育,即便看似罰則的條文,也是要透過罰則,指出教育上應特別關注的事項;進一步,藉著處理的過程,對學生施以教育,甚至讓涉事的老師、協助處理的老師有所學習。

這些理念當然都很正確,甚至「太正確」了,不免被認為過於理想化現場的老師,誰有辦法又處理事件又實施教育呢?哪來這麼多力氣!

第一線教師為何無力?

第一線教育工作者顯然有種種無力。為什麼?研討會上,呂明蓁老師指出一個原因:「大家回想,國高中課本在上什麼?幾乎是情意、認知的內容,法律少之又少。所以碰到問題,連老師都不懂法,也就不碰法,遇到法律規定要做的事時,能不做就不做。」

呂老師又指出,大學教育系要修的一百二十八個學分裡,只有兩學分是教育法,「各種教育法規中,有共通的精神,就是生命與人權,但課程沒辦法讓人看見。」呂老師表示。確實,兩學分的課程裡,要教多少教育法規?授課的教授怎麼會有足夠的餘裕,讓台下那些未來的老師們瞭解立法精神?而《性別平等教育法》只是眾多法規中的一個,能被體會多少,可想而知。

呂老師回頭講起本次研討會供做案例參考的「中山女中性騷擾案」與「屏東某校性騷擾案」(註):「這兩個案子,都是師對生,全台灣最難處理的就是師對生事件,因為沒有人要得罪自己的同事。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案子,調查完後記了大過,可是老師的過有多好銷?大過算什麼?」試想,如果你我就是第一線老師,而在過去的培訓裡都沒受到足夠的法律與性平教育,到了教學現場後又得考慮人情,如果碰到要處理性騷擾等事件,我們會怎麼做?記個大過(甚至什麼都不做)、輕輕放過去,不也是人性之常?

或者,乾脆逃避不做。就如呂老師所言:「各校性平事件的承辦人員因為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沒有人要做,所以往往是職位很高的人在做,那他要是不會做,你也拿他沒辦法。」停了一下,她又說:「我曾經跟某學務長說,他們學校的承辦人沒辦法做,要不要換掉?他說不行,因為沒有別的單位要他。」意思是,性平業務沒人要辦,就找了沒有其他單位要的人來辦。

無力者如何長出力氣?

每當性平事件沒能妥善處理,許多人會直覺地認為是因為「師師相護」、因為人情壓力;但經過呂老師的分析,我們就能瞭解:那些只是問題的表象,更深的原因在於體制沒給老師足夠的支援。從養成階段,我們的體制就無法給老師適當的訓練,當他們進入現場、面對各種校園潛規則時,又怎麼能期待他們展現處理事件的智慧與勇氣?這不是為怠於執行職務的老師們開脫,而是他們的真實處境。

既然沒有要開脫的意思,那就得推一把,給老師們力量。

怎麼推?呂老師認為,性平教育法就是動力:「比如,性平教育法的第四章,講如何處理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就可以掀出以前讓人不舒服卻抓不出來的事。」言下之意,老師們可以依性平教育法的意旨,好好地處理自己校內的各種事件,藉此自我學習,發展能力。呂老師又說:「過去我們教育的方向都錯了,我們教學生性騷擾『防治』,是要防別人,不是防自己人。可是實際上校園性騷擾常常是校內人士下的手。為什麼要那麼尊師重道?要有批判思考能力、要請學生去挑戰老師。」這聽起來激進,但其實從教學的本質來看,教學相長,這與其說是學生挑戰老師,不如說是老師認真回應學生的疑問,從而使自己的專業更紮實。換句話說,呂老師認為,即使老師們在任職之前沒能得到好的培訓與支持,但在教學現場若是能好好應對眼前的事件與挑戰,還是可以養成專業能力的。

沒訓練,卻要上場自我培訓?聽起來實在委屈。然而,現實中有哪個職場,能光靠職前訓練就應對一切呢?在現場提升專業能力的這種能力,正是專業人士的標記,身為教育專業人士的教師不應例外。

體制問題,根源在哪?

話說回來,培訓與支援仍是重要的。呂老師就提醒:「我們要先問我們想要怎樣的老師。如果要傳道授業解惑,當然要有足夠的知識跟能力,包括本科的知識、技能,以及設計課程的能力。」緊接著,她點出現行師培最缺乏的要素:「師培要有個很大的帽子:學生的人權。不然你就沒工作了。」確實,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如果連學生的人權都顧不好,教育工作怎麼進行?而,如果我們期待老師們能做好性平教育、處理好性平事件,人權概念不就是最重要的能力嗎?

這就解釋了為何教育法在師培中竟只佔極少比例︱缺乏人權概念的師培,當然不會重視法律教育,更不會討論立法精神。如此,逼得有心的老師只能在現場摸索、學習,也逼得其他老師視性平事件為畏途,更逼得不知有多少學生被虧待這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

註:這兩個事件,可分別參見本刊第三四六、三四七期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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