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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力量的專業倫理

攝影/曾宥渝

◎ 王士誠

現行教育體制裡頭,人權概念不彰,影響了師培體系的法律教育。不懂法、不知法的師培學生,進到校園裡往往消極地避開所有要用到法律的業務,性平事件的處理因此常常差強人意;即使承辦性平事件的人,也總是把《性平教育法》當做「罰法」來看,思考著怎麼避開罰則或使用罰則,卻抓不準其中的教育意義。而,都說這一切的源頭是在人權概念、在師培教育,現場不就什麼都做不了嗎?

公開性平事件樣態,道理在哪?

現場當然還是有事可做,依法作為就是其中一項。這裡說的依法,不只是要依條文字面的規定行事,還要依條文的精神行事。比如,中山女中的性騷擾案之所以有家長出面要求說明處理原則、有學生示威要求公開真相,就是因為校方沒能體會立法精神。

平心而論,中山女中校方在事件發生後,依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條文,在期限內便已調查完結並給予懲處,已可說是盡了責任。然而,當有人質疑懲處過輕,希望校方說明懲處理由時,校方卻以性平教育法規定不得揭露當事人資料為由,加以回絕。在研討會上,呂明蓁老師對此的評論是:「法律說的保密當然是對當事者,可是那是為了保護『被害』的當事者,不是加害人,加害人行為的樣態當然必須跟所有人說。如果樣態不公開,學生怎麼知道什麼是人際相處的原則?」公開加害人行為樣態,是一種教育。一方面,教導所有學生該樣態是不應被接受的,這也同時產生保護未被害學生的作用;二方面,教導加害人,讓他面對自己的錯誤;三方面,教導其他老師,不可有同樣的行為,要能謹守人際的分際。

這之所以,性平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校方得於事件處理完成後,經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公布事件的行為樣態。這不是「示眾」式的給予加害人再一次懲罰甚至羞辱,而有其積極教育意義。因此,性平教育法的規定雖讓學校有公布與否的裁量權,但考量該法的教育精神,校方應該設想如何在保護當事者的情況下,透過事件的公開達成教育,而不是使用這個裁量權讓學生無法得知該事件,以維護所謂的「校譽」。

明定人際分際,道理在哪?

從公開樣態的討論,呂老師延伸:「美國的#metoo運動能風行,是因為他們有『公開』的習慣。我在美國教書時,被學校教各種人際分際,細緻到巡堂要怎麼小心不要跟學生有非必要的碰觸、跟學生相處門要打開…我後來大概整理、列了二十條,貼在我的研究室門口。」

確切來說,當年教導呂老師的,不是大學校方;而是校方請所在州的州警,來為每一位新進老師上「新師訓練」。警察是第一線執法者,當然最清楚執法過程會發生什麼爭議,以及如何避免爭議,呂老師回憶:「他很細地告訴我們,例如跟異性學生獨處時該開門開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不是要把老師當成嫌疑犯,認為師生獨處一定會出事,而是-比如,有沒有可能老師叫學生來訓一頓,學生心有不甘就說老師欺負他?所以,這是為了保護老師,也就是讓老師的專業可以發揮。」確實,如果人際分際不明,師生之間的相處沒有清楚的界線,有心人就可以引發各種爭議;當老師們疲於處理這些爭議,或更糟糕地,被爭議毀掉了人們對他的信任,要如何展現教育專業?

形成專業倫理共識,道理在哪?

每當有法規要求老師們的行為舉止,或對其不當言行定出懲處標準,總會有許多人反彈,認為這是把老師當犯人、打擊老師的士氣。但「這些規定是為了降低教學時的防礙、你施展專業時的紛擾,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倫理』,是為了幫你展現專業而要做的守則。」呂老師說。

專業倫理的面向,可以有很多。而最基礎的,就是師生之間的界線,所謂「人際分際」。建立不模糊的人際分際,與公開性平事件加害人的行為樣態,道理相通-要以清楚的行為模式,降低爭議,使教育能夠開展。

不教而殺謂之虐。師培體系的法律教育薄弱,使老師們難以掌握教學現場的法律議題,這是體制之虐。然而,教師做為一個專業群體,站在教育的立場上去思考師生之間該有怎樣的分際、形成專業倫理共識,這完全是老師們可以自行掌握的、完全可以是老師們的自我教育。

如果說,一椿椿性平事件可以給老師們帶來什麼正面價值、可以賦予老師們什麼力量,或許就是這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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