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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參與空間:對學生主體性的慣性漠視

圖片來源/人本秘書處

◎ 李庭芝

如果學校是個公共空間,那麼參與其中的有誰?各科老師、校長主任、各辦公室的行政人員,這些人的身影可以很快地跳入我們腦中。但是另外在學校佔據了更高比例、更大數量的群體-學生,有在腦中出現嗎?

「如果你承認有些事物是公共空間必須要一起來處理的,那主體性的維繫就非常重要,就是說,每一個人有沒有同等的自由去決定那些規則要怎麼進行。」陳瑤華教授說,「學生作為一個主體、作為在這裡頭的正式成員,平等的發聲機會常常不被重視。即使我們現在有兒童權利公約,但學校並沒有真的很看重這個權利,尤其年紀越小,他的聲音越不被聽見或者是看見。如果用兒童權利公約的角度去想,某個程度上,他做為一個主體的身分其實沒有被真正的承認。」

儘管學生同樣是學校這個空間當中的成員,然而他們的主體性卻經常遭到有意無意的漠視。例如學生很少能參與決定在學校怎麼穿衣服,時間的分配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對於教學不力的老師很難跟學校做有效的溝通,校規的制定也往往沒有徵詢學生的意見。當然,老師直接對學生威權壓制取代相互尊重的行事風格,短期來看是比較便宜行事,但長期下來,這種凡事都不溝通討論的做法,還是有可能產生問題。

「在那個空間行動的主體會建立規則,就有很重要的一個決定權。這也涉及到為什麼說公共空間裡有性侵或性騷擾事件, 那個案例應該要讓大家討論?因為很明顯現在的公共空間的整個行動自由受到破壞,我會懷疑是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是(有問題的)。所以那就會造成公共空間的公正性受到影響。」陳教授說。而在這樣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就算大家聽聞有某個老師被解雇了,可能還是會因為不了解而有所懷疑,對於眾人的行動自由還是有很嚴重的影響。

「如果你承認有些事物是公共空間須要一起來處理的事物,那主體性的維繫就非常重要,就是說,每一個人有沒有同等的自由去決定,這些規則要怎麼進行?」如何在確保眾人都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去運作一個公共空間,不只是學生、也值得校方人員學習,「我覺得老師應該要有機會去討論,我覺得這個教育比讀一大堆書本、理論更重要。」

在台灣的既有文化下,要將學生視為公共空間的主體,可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常常會將老師看做是另一種父母,甚至常常老師也會用這樣的眼光要求自己,因此面對公共事務,學校往往不自覺用一種父母對子女的態度來面對,像是覺得學生沒必要知道太多、學校說什麼大家照信照做就對了。

老師在身分上是公務員,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但文化上卻又被看成像父母一般。陳教授說:「可是這樣不就是產生了文化跟法律地位相衝突的狀況?一方面你賦予他公務人員的身分,等於是國家的體制的一部份,要接受人權的監督跟問責,可是現在又利用文化去賦予父權啊、或者母親的角色,那不就是相矛盾嗎?就是到底他是公還是私?是國家需要、也可以問責的體系,還是屬於私領域,沒有辦法問責的體系?我覺得那其實都有一些故意要去模糊界線的做法。」

然而,老師應該是要是可以被問責的對象,他也更應該要讓學生在公共空間的主體性能夠出來,「他是要教一個未來可以成為公民的人,而且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而不是去養一個孩子。那天我覺得陳宜倩老師講得非常好,就是當我們在公共空間稱他是孩子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是有意要模糊那個界線。」陳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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