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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性平教育法裡面沒有「罪」?

圖片來源/人本秘書處

◎ 李昀修

性別平等教育法,在討論時常以性平法三字簡稱。這或許反映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在現實中的處境,大家往往關注的是它處理性平事件的區塊,卻忽略掉了這項法規中包含的教育二字。倘若從玫瑰少年的事件開始追本溯源,本應該不難理解此項法規的精神所在。

但在此,我們先不談論教育,先由現場最為關心也最常投注心力的部分,也就是關於性平事件的處理開始談起。

第一個要釐清的是,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罪」的概念嗎?

陳宜倩教授於研討會裡說明的非常清楚:沒有。

一起性平事件發生後可能同時會有三種法律責任-刑事、民事與行政。而他們也各自由不同單位負責,刑法方面有檢察官,民法為法官,學校的部分,便是行政法。以中山女中校長對學生的演講為例,可以看見「判決」、「證據到哪就判到哪」等字眼,顯示出的是她將這三種不同的概念被混淆在一起。

事實上,學校本身不可能做出判決,也不該做出判決,學校所能做的就只是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所授權的範圍內去營造一個性別友善的教學環境。於是當性平事件發生時,相應的方法也並不只一種。可能透過平常上課中融入性別平權的概念進行教育,也可以運用輔導資源對加害與被害雙方進行輔導,可以去改善校園的硬體環境,當然,也包含懲罰。只是這些手段終究與「罪」的概念相去甚遠,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做出的結果並非判決,而是調查報告。

但是,如果沒有罪的概念,那麼性平教育法中有「惡」的概念嗎?

陳宜倩教授的回答是:「沒有,它只有性騷擾有沒有成立的概念。」

這裡或許不容易理解,但若從性騷擾在法律中的定位的變化來看,也就不難理解了。

性騷擾的語言由美國傳來,最起先是由於職場有權力關係,因此將發生在上司對於下屬間的,不受歡迎與性相關之騷擾行為視為一種性別歧視。然而台灣在介紹性騷擾時往往聯想的是一種鹹豬手式的樣態,將性騷擾放在道德判斷下去理解。

舉另一個刑法的例子,以前的性侵害叫做「強姦」罪,放在「妨礙風化」罪章,這明確說明了以往是以怎樣的視角看待性平事件的|這代表社會的性道德秩序受到挑戰。但這樣的視角

在婦女運動後產生了轉變,刑法於民國八十八年修法,出現了妨礙「性自主罪」章,過往的「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代表法律的視角已經由最初道德觀改變,改由從人的性自主權遭受侵害的角度去理解事件。

從此角度來看,便不難理解為何性平教育法中沒有惡的概念而是中性的去判斷性騷擾有無成立,乃是因為罪與惡,都妨礙著人們去真正理解到事件的核心是人的性自主權受到侵害。同時,道德觀的角度也會將這些事件視為一種妨礙風化的猥瑣的不可明說之物,導致通報以及處理上的困難度增加,甚至演變成一間學校裡所有人都閉口不談真實發生的性平事件,連教育工作者也在此刻選擇棄守的詭異情狀。陳宜倩教授舉例說,如果自己錢包被偷要報警,性騷擾性侵害當然也是:「這是我的權利受到侵害,可是如果你用以前觀念都會覺得這女人啊扯很多道德上的觀念。」

由此,我們不難在面對性平事件時把握住其精神|它並不是要用以將人斷罪,雖然其中的確有處罰的手段在,但更重要的是,性別平等教育法是為了建構一個性別友善空間與良好的學習環境,所以它並不僅有處罰一種手段。教育工作者們在性平事件發生時,除了依照法規進行事件的處理,也同時要去思考在此時此刻,教育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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